小编按：语言规划，也叫做语言政策、语言管理或语言治理，是一个问题驱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旨在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影响语言的演进，协调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近日，刘海涛教授的《语言规划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也是国内第一本冠以讲义命名的语言规划著作。本书内容广泛，主要围绕语言规划的核心议题展开，如问题驱动、语言规律、有意识性、理论模式等，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涵盖了个人、国家和超国家等不同层面。本书题为讲义，相较于同类图书具有一定的特色，其一在于语言生动有趣，极具课堂的现场感；其二在于脉络清晰，回归语言规划本质，有助于初学者快速掌握核心概念、发展概况和理论框架，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本号此前在推文中曾预告《语言规划讲义》即将出版（“花格老刘的2022”），小编也已在第一时间拿到纸质书。不得不说，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内知名的大出版社，在排版设计、图表制作、印刷质量等方面很有经验，因此纸质版《讲义》的整体体验感相当不错，小编已经迫不及待想向大家推荐这本新著。为方便读者了解讲义的缘起与主要内容，后续拟分两次进行推介。今天推送的是刘海涛教授专门为讲义撰写的《写在前面的话》，以飨读者。35年前，当我从世界语的学习者转变为国际语的研究者时，开始对人类有意识干预语言的活动产生了兴趣。于是，便一头撞进了语言规划领域。对我而言，语言规划是一个问题驱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问题驱动和语言学。问题驱动是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学科的根本。为什么要规划语言？因为语言的使用者认为语言满足不了人和社会的需要，因此想改进它、调节它、优化它，使其成为一个更有效、更完美的工具。这里说的工具不仅是指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也包括与社会有关的语言的其他功能，如文化的容器、身份的象征、知识的载体和国家的资源。我们将这些功能理解为广义的工具，只有认识到语言的工具性，我们才能对其进行评价、调整和改变。语言为什么满足不了人的需要？因为人不仅是生物人、语言人，更是社会人，而社会是变化的，为了让语言能更快地适应社会变化，特别是在社会变化比较快的时期，人类有意识地对语言进行调节和干预，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当然，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语言的这些工具性功能的重要性也会不一样，这就需要有意识地根据社会的变化适时调整语言功能的优先级，合理规划人、语言、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去研究与语言规划有关的问题，但这个学科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和语言不匹配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会受到时空因素的制约，但语言规划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根基不宜动摇。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关乎人与社会的语言问题，语言规划不仅要顺势而为，也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价值。显然，语言规划要解决的是语言或与语言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其作为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根由。但语言学是探索语言结构和演化规律的学科，从探索规律的角度看语言规划，其价值何在呢？或许，像很多学者所说的那样，语言规划只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在发现规律方面没有多大用处？我们认为，语言规划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即使从探求语言规律的角度看，也是极有意义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人的有意识作用下，语言演化的规律会如何变化，从而使我们对语言的起源与演化有更深入的认识。从学理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把人类有意识对语言的影响理解为语言的人造性，那么，语言规划学者便不应只满足于做一些与语言有关的工作，而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中的人造性，寻求人为干预之后语言演化的规律。否则，语言规划中的“语言”两个字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恰恰是语言规划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大约在100年前，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就对语言规划的两个基本问题给予了肯定答复，这两个问题是：人可以影响语言发展吗？人应该有意识地影响语言的发展吗？有趣的是，维斯特还认为，语言就是语言使用，鲜活的语言使用也是语言演化过程中最具权力的立法者，即语言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应是语言使用。既然如此，那人们又该如何影响语言呢？他的回答是有原则的影响，也就是这本讲义里多次提到的，语言规划要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维斯特说的原则，即我们所说的语言的结构与演化规律。这样，语言规律就成了语言规划的基础，语言学家就是这个学科建设与发展中难以替代的人。难以替代的原因在于，从理论上看，语言学家应该是最懂语言规律的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规律应该来自语言的实际使用，而不是来自语言学家在大脑中培育的句子。说到这里，自然就涉及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语言是一个系统，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由人驱动的复杂适应系统。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人，这个系统运转不起来。运转不了，就更谈不上去寻求或发现它的什么运作规律。但人驱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就可以将语言完全当作一种脱离人的、抽象的形式系统来进行各种眼花缭乱的数学运算和变换，而是指应该时刻遵循一些规则和原则，这些原则也应与人本身密切相关。作为语言的使用者和语言系统运作的动力源，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具有共性，但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如果说生物学意义的共性造就了语言的普遍性，那么语言的多样性则更多的是源于这些差异。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对不同时空的语言系统进行深入观察，我们有可能把握语言系统运行的部分规律。这些源自语言使用的规律既反映了语言的普遍性，也受到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影响，是平衡了两种力量的人驱语言系统的规则，对语言系统的顺畅运行和系统管理具有指导意义。更进一步，有必要把“人驱”分为“无意识地驱”和“有意识地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因为，无意识地驱可能是人类出于本能的活动，这种驱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语言系统运作规律的基础。但正如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言，“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换言之，语言是一种集体的产物，一个由千百万个个体交互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互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出现在不同时空的真实社会场景之中。传统上，这给人类探求语言规律造成极大的困难，好在蓬勃兴起的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为挖掘人类的大规模行为模式带来了曙光。对于语言规划的研究者而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类在无意识下驱动语言系统产生的规律，有助于制定更好的可用来指导人类有意识驱动语言系统的规则，助推语言系统的高效运作，使语言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无意识地驱是人类使用语言的常态，有意识地驱，或更精确的说，是有意识地指导别人去驱，则是人类追求更高效、更完美的语言系统的努力，也是语言规划的最终理想。早在90多年前，瞿秋白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根据言语文字现在已经有的发展趋势，把无意的不自觉的过程变成有意的自觉的革命”。当然，将语言视为一种有意识地驱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可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人驱动态系统和具有多种功能的工具。正出于此，我们才可以改进、完善、优化它，让它更高效、更完美。但这样做的前提是要知道什么才是完美、高效的语言？这可能需要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能体现人类语言系统运作规律的指标，在这些指标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评价和调节人类语言。进而在人类语言有意识的优化过程中，实现100年前爱沙尼亚语言改革的先驱阿维克（Johannes Aavik）提出的语言规划三原则（简洁、优美和精细）。这样一来，相关规律的发现与指标的寻求，便成为语言规划学科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更好地实现目标，我们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的目标与科学的方法有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有意识的助推语言的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语言规划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差不多也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尽管语言规划面对的问题很复杂，既涉及一般语言学熟悉的对普遍性规律的探求，也包括很多语言学家相对比较陌生的对语言人造性的研究，但在总结不同时空下语言规划实践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在半个多世纪里也提出了不少语言规划的分析模型。其中有一些模型经过时间检验，已经成为语言规划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常说，进入一个学科，就需要了解学科的发展历史，掌握它的基本方法和已有的理论架构。只有这样，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前进，否则就会永远停留在感悟与记事的阶段，不利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常有人跟我说，语言学是文科，你老是拿些框框来套什么呢？为什么要把我们天马行空、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束缚到这些所谓理论的盒子里？但我一直认为，搞学术，特别是在以发现规律为目标的学科，最好能有个框架。为什么？首先，绝大多数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想发现一些普遍模式与原则，即使人文学科也不例外。荷兰学者任博德（Rens Bod）《人文学的历史》一书的中译本的副标题是“被遗忘的科学”，尽管这个副标题原本是荷兰版中的正标题（De Vergeten Wetenschappen: Een Geschiedenis van
de Humaniora），但也可以说明人文学科与科学的区别可能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目的都是对“模式与规律的探求”，这也正好是他那本书英文版的副标题（The Search for Principles and Patter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理论框架则有助于我们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与模式，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也概莫能外。当然，没有哪个框架是完美的。比如一个语言规划的分析框架有5个维度。如果我们分析100个语言规划和政策的案例，都按照这5点来，会怎么样？有时候，这5点可能不够，需要6点或者7点，或者只需要3点或者4点。框架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如果不够，我们可以扩充这个框架。在扩充的时候，从5点发展到7点，增加的这两点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不是又能发现包括这两点在内的案例？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所有的比较研究或者发现普遍性规律的研究都很难进行。尽管这些框架可能不那么好用，不那么完善，但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我们可以对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社会的语言规划行为进行比较。而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人有意识干预他人语言行为的规律与模式。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即使在语言规划这样看似不需要理论的学科，也应重视理论架构的主要原因。综合以上这些看起来有些凌乱的话语，可以提取出语言规划学科的一些关键词：语言、规划、政策、人造性、语言规律、助推、服务、工具、社会、国家、有意识、理论架构、系统、问题、模式、高效、干预、人驱、学科建设、语言学。带着这些关键词，我十几年前在中国传媒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语言规划”课程，调到浙江大学后，尽管大的研究方向有了调整，我也没有中断这门课程的开设。这门课的效果也还不错，很多同学的课程论文，最后都发表在国内外的专业刊物上。从五年前开始，我有意识给这门课都录了音。2020年春季，由于疫情，学生不能返校，八次课都是通过线上讲的，这样就有了这门课的完整音视频。从前面我对语言规划的理解，大家不难看出，这门课跟已有的语言规划论著和其他学校开设的课程相比，还是有一些特点的。这些年来，不少同事与学生都建议我将这门课整理成书，以便让更多人了解语言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考虑到自己快要退休了，这次下定决心开始整理，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本讲义。